如此城市|对话刘香成:当人们的肩膀与表情都开始放松

2023-08-24 10:18:25来源:手机网易网

镜头,作为刻画时代与社会面孔的工具,能够拉近看照片者与照片中人的距离,其深刻性不亚于文字。同时,随着时间变化,照片的语境会发生变化,呈现出新的解读。


(资料图片)

摄影师刘香成的大型回顾展“刘香成 镜头 · 时代 · 人” 于6月9日起在浦东美术馆正式开幕。透过那些已成为历史的图片,人们试图洞察几亿人曾经的生活方式。那些关于时代与城市公共生活的记忆,如浪花一般,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。

摄影师用镜头记录了怎样的社会变迁?如何理解摄影与公共生活的关系?在社交媒体时代,影像能否继续承担记录时代故事的功能?

本期如此城市CityTells对话刘香成,从半世纪以前的中国城市生活回忆谈起,以公共生活作为关键词,谈谈影像中的都市。——本期嘉宾

刘香成,纪实摄影大师,曾担任美国《Times》周刊及美联社首席驻华摄影记者——本期主持

郝汉,澎湃新闻记者

李麑,澎湃新闻记者

——收听时间线

01:35三十年前的中国,宏大理念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

09:22回中国前,我意识到中国可能出现的转型会是一个惊天动地的故事

13:48人们的面孔与我童年看到的不一样了,肩膀、表情开始变得放松

24:08镜头作为一种报道工具,在表现画面的深刻性方面不亚于文字

31:18随着时间变化,照片的语境会发生变化

44:40中国双城记:北京是中外精英的聚合点,上海更具商业气息

1980年 北海公园的模特 刘香成 摄,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

——节目内容精选

——中国城市生活的重新萌芽

如此城市: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,您拍摄了很多聚焦城市生活的照片,那个时代城市生活的“萌芽”,让今天的年轻人特别触动。

刘香成:某种程度上,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,过去几十年来,农村到城市的发展是一个自然过程。这次展览呈现了很多农村的画面,比如四川的峨眉山、湖南的农田、内蒙古的草原等等。我们观察一个社会,要用一种切片的方式关注社会的每一方面。

五十年代中期,我从香港回到国内生活学习,我发现,比如在中国农村,一些人在吃饭、干活,他们身后会出现一些标语。全世界很少有国家像中国一样,宏大的政治理念与人们的社会生活能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

在七十年代末,我非常强烈地想回到中国。

1969年后期,著名音乐节伍德斯托克(Woodstock)兴起,它源于美国年轻人反对越南战争,渴望一个与世无争、和平、平等的世界。在我上大学的时候,基辛格、尼克松访华,也称“破冰之旅”。尼克松曾说那是“改变了世界的一周”。

世界对于中国的兴趣,又与我个人的志趣重叠。我父亲是一名新闻编辑,童年时,我会在父亲的指导下将国外新闻翻译为汉语。

当全世界对中国的兴趣与我对新闻的兴趣重合时,我预感,中国可能出现的转型会是一个惊天动地的故事。作为一名华人新闻工作者,这个故事既有熟悉的一面,也有盼望的一面。

所以在七十年代末,当时任《时代》集团总裁凯尔索·苏顿(Kelso Sutton)问我“年轻人你想做什么”时,我简单直接地回答,我想去中国。

1967年的秋天,因为签证问题,我滞留在广州。我注意到在珠江边打太极的人,通过研究他们的肢体语言,我发现人们的肩膀、表情开始变得放松。

1976年 广州 当地居民于珠江岸边打太极拳 刘香成 摄

——影像,还能讲故事吗

如此城市:当我们谈到城市,我们会谈公共性的生活。除了捕捉历史决定性的瞬间,刘老师对于人群与公共生活的关注同样是一以贯之的。在您关于中国的摄影作品里,我们看到许多雕像、广场、街巷、人群,比如在很大的广场上,人们在读书,还有一些男女在谈恋爱,这些场景都能引发不同年代的人的集体记忆。您是如何观察并记录中国城市的公共生活的?

刘香成:我始终觉得,一个社会可以将镜头作为报道工具,而不仅是文字,镜头的表现确确实实不亚于文字,或许文字更具深刻性。

1981年 月坛公园里的情侣 刘香成 摄

如此城市:您在中国的公共空间拍下那些动人瞬间时,被拍摄者曾表达过警惕或排斥吗?

刘香成:一方面是我拍的人本身的反应,另一方面是社会,即旁观者对这件事情的反应。记得早年,我去拍上海人早上喝豆浆、吃油条,可能有一些人觉得我拍的是“阴暗面”,从当时一些人的理念看,如果拍人们在国际饭店吃饭,或许才是一个很“得体”的事情。当然,随着社会发展,这种排斥的情绪逐渐消失了。

如此城市:在您刚开始做摄影师的时代,摄影设备、摄影器材还没有走向大众化,但今天手机摄影设备与传播技术,让人人都可以拍照记录。当今有一个现象是,网红化的打卡照片往往是千篇一律的,这是一个越来越“自恋”的时代。相比二三十年前,人们对于一张照片在形式与审美上具有绝对追求,纪实摄影还保留着在形式以及解读意义上的“审美”,您认为今天人人都能通过自己的设备记录他所看到的时代吗?

刘香成:人类现在拍摄了数不尽的图片,一张经典画面的产生方式相较过去发生了改变,但好的摄影(的定义)改变得并不多。在过去,一幅好的作品通过无数次的出版,变成了人类的共同记忆,但如今这方面的功能慢慢转移给了博物馆和画廊。

如今,图片消费者通常在手机或笔记本上浏览图片,所以图片越来越小,数量越来越多,画面从某种意义上被“平均化”了。人们的休闲方式与过去相比发生了改变,人们并不会在意旅游途中拍摄的图片是否具备形式美。但人们可以在看展览时欣赏到那些经典的图片。葡萄酒生产得越来越多,但好酒越来越珍贵,酒的生产数量与好酒的数量并不是成正比的。当今我们拍摄的照片变得越来越多,但我们对时代的共同记忆却更加依赖美术馆。

苏珊·桑塔格(Susan Sontag)在《论摄影》里提到,随着时间变化,照片的语境会发生变化。同一幅作品,在几十年后,阅读者对这张图片的理解会随着时间改变。

——中国的双城记

如此城市:前两年您编著了一本书,叫《上海,一座世界城市的肖像》,记录了从九十年代至今上海的变化。最早您曾定居北京,大约8年前您搬到了上海。北京和上海都是世界性的大都市,其世界性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里,各自有了新的变化。您如何来定义这两座城市迥异的“世界性”?

《上海,一座世界城市的肖像》 刘香成 编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|光启书局2021.11

刘香成:北京是一个皇城,有一个特别的名词叫“皇城根”,这一表述在中国其他地方是没有的。北京的文化很特殊,比如在新中国成立以前,汉人只能住在前门外面,不能进城。

七十年代末,我到北京的时候觉得,我不要出皇城,出了二环是不可想象的,这就不是北京了。因为所有的直属机关都在北京,全国的重点学校也在北京,很多重点学校毕业的人,他们带着自己的智慧留在北京,北京是一个中外精英的聚合点,在北京,你和人们聊天,会发现他们的知识结构特别开阔,你能从他们的对话中学到很多知识。

1980年 北京 建国饭店总经理陈宣远 刘香成 摄

我对上海的印象是不一样的。1978年,我到外滩与一位苏格兰人银行家交谈,他说,我在这里待了很长时间,哪怕在动荡年代,中国人付款还是很准时。

上海商业的根是很深的,上海人在商言商的气氛更重,这方面是北京不能相比的。上海人比较细致,他们在谈合同时,会十分注重合同的细节。这与上海的历史有关系,因为上海人对合同契约的理解比较深,已经“进入了上海人的DNA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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